第26章 历史：流变与重现 (第11/14页)

到哪里去了。老宅子里容易闹鬼，新房子不大容易见鬼，看来同样符合钱穆指出的条件：长期定居。

    虽然在钱穆的书里只是一笔带过，但也许比他有些大结论更为重要。我喜欢他这一种依托生活经验来解读历史细节的方法。有人说过，史学就是文学。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。读史学也要像读文学一样，要重视细节，要体验和理解生活。

    据说对“知识分子”有两种理解，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，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。

    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，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，这大概是从左拉开始的传统。

    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，即便关注社会，也要，只能说点专业话题，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，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。

    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。在清代，学者们开始做小学，专心训诂，专心考证，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，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到后来，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，主张经世致用，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，顾炎武、戴震、魏源、龚自珍等等，是一个长长的名单，有点像左拉、索尔仁尼琴、哈贝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。

    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，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，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。更进一步说，有效的公共关怀，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；有效的术业专攻，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，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。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，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。

    当年马克思留下了一个理论空白：所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