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讨 (第1/1页)

    我喜欢那个叫贺兰鹃的女辅导员。

    她喋喋不休训话的时候，往往是在解读革命委员会印下的文件，她鲜红的薄薄的嘴唇总让我想起都铎王朝的玫瑰花。

    她的唇吻处还有一小颗黑痣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。

    我总是盯着她看，因此总显得兴致昂扬，仿佛胸中有十二分的革命热情。她今天没有戴茶色玻璃片的眼镜，我突然发现，她眼角也有一颗痣。

    学校不上课，竟也不是一件怪事。我望着一本红色封皮的毛泽东语录发愣，一刻钟过去了，我才背出了一句话“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”，这距离贺兰鹃规定的两天之内背完还差得远。

    贺兰鹃，她短短的齐耳的碎发，让我说她不妨再剪得短一些。法国光复后，当初与纳粹官兵交际的女孩儿们全都被剃去了秀发，坐下时她们还是面容沉静的少女，起身时却成为了风韵动人的妇人，泛青的头皮无损她们的美丽，甚至带来了yin秽的暗示。我向来认为yin秽是个好词，可以用来形容能引起人欲望的美好事物，再适合不过。可偏偏它要与下流联系在一起，这其中分明有本质的区别......

    一想起她就没完没了......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......我们的敌人，不如说是你们的敌人，敌人这个词汇照理只应存在于战争年代。

    敌人意味着打倒、粉碎、践踏，然而生活中竟有这么多可以被打倒的东西。

    昨天他们在cao场批斗曾校长，其实战争的号角是早就吹响了的——砖头围墙上满是粘贴着的大字报——关于我校校长曾某的反动言论、曾亭延成分考仿佛曾校长成了一种新式西药......

    我没有去看，听同宿舍的女学生说，似乎是被打断了腿。尽管隐约有这么个条例说只能文斗不能武斗......我想曾校长大概有五十岁了。

    几天前卫宁和我说，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一个绝好的施暴对象。伯父曾是国民党军官，在蒋介石撤退前病死了，母亲是个知识分子，出身地主家庭......不必多说，黑五类中的典型代表，现在有个词叫“抓典型”，谁抓谁倒霉，他好巧不巧撞在枪口上。

    我问卫宁他是谁。

    卫宁犹豫了一下，对我说，“你应该知道的......是郁云深。”

    我当然知道他。我认为我们学校有不少人注意过他。

    当一个挺拔沉静的男学生在你面前走过，他像瓷器一样白，这种白跟接近于骨瓷的颜色，五官仿佛用浓墨勾勒。他的周围全是些暗黄皮肤，扫帚眉毛，油腻而糟蹋的男孩子时你很难不注意他。

    “他现在怎样？”

    “不太好。”

    我与卫宁一阵无言。

    我有时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，不单只是因为两天之内要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言论倒背如流，也不只是每天饭前都要像基督徒祷告一样把小红本朗读一遍......总之，这种革命的游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，他们沉醉于践踏别人服从领袖的快感无法自拔。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卫毛主席。

    广播里深情并茂地说道，“革命的小将们，党和国家正需要你们......”

    这时邻居家流着清水鼻涕的七岁小男孩也会兴奋地扬尘舞蹈，他们家的小黄狗围着他摇尾巴打转儿.......此段灵感源自王小波杂文

    我很有可能生活在乌托邦，很幸运，这是无产阶级的莫尔爵士。51年我出生，58年搞起了大跃进。报纸上说农民种的南瓜有卫星那么大，母猪肥得就像大象，可我的碗里只有一点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几撮咸菜。

    我妈拿着粮票换来的大米，好似一袋混装什锦坚果，里面除了没有脱糠完全的米，还有碎石子、黄沙、米虫、鸟屎......

    然后是三年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。主席让人民生的都白生了，小孩子饿得就像瘟鸡一样虚弱。

    生得多就能到北京见毛主席，戴一朵大红花，得一个“光荣mama”的称号，回到家乡，加油干，继续生，一个小娃娃就是一个未来的革命战士......因此，每次听别人谈及“光荣”二字，我都能联想到被生育搞得变了形的猪圈里的母猪......

    贺兰鹃就很不一样，她的身材匀称，两腿修长笔挺。她的胸｀脯仿佛也蕴涵一种蓬勃的生气，没有被哺乳弄得松弛的女人，哪里都赏心悦目。

    我想她应该没有交往的对象，她对两性抵制得很。她看到女同学和男同学眉来眼去就要叫人出去训话。当然这也说明不了什么，古板的中年妇女也会如此......

    贺兰鹃果然叫我出去了。她每天都让我们写一篇思想检讨交给她。

    我昨天看到一条河，还算干净，岸边有些低矮的芦苇丛，我突然就有了溺死在河里的冲动，在水底下或许能看见水草黑色的，如同鬼魅般的幻影，随着河的呼吸，它们柔软地拂动......但我立马又想到另一件事，我还没有同贺兰鹃干点什么，或者干完再死，我会死而无憾的。

    于是，色胆包天的我在昨晚的那份检讨中写到，“我要检讨，因为我爱上了我的女辅导员。她的名字是贺兰鹃。”